10月29日那天上午，我处于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正在出席一场会议，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陆发春教授从合肥打来了电话，告知我唐德刚先生于26日晚上在美国旧金山自己家中因为肾衰竭而去世了。听闻之后我心头猛地一怔，下午赶忙拟了一唁电传真给唐先生的家属，表达深切的哀悼以及慰问。紧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过来，有的是进行采访，有的是约稿，让我讲讲对唐先生去世的感想。海外朋友也通过电话或者电邮来传递消息，汇报相关性的讯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就在各种各样的网络、报刊媒体之间传播开来。大体来讲，于大学时期，我便听闻了唐先生的响亮名声，还拜读了他所著的《李宗仁回忆录》等书籍作品。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期间，由于研究胡适早期政治思想之故，唐先生所写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理所当然便成为了置于案头时常翻阅的书籍著作。而我与唐先生的首次见面却一直延迟到了1991年10月份在香港所举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上。在那次会议当中，来自海内外的胡适研究专家共同聚集在一处，一起针对胡适研究这一专门议题展开探讨。与会人员里，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位，然而会议却破例安排我在首位发言。首次面对名家众多的现场，我心里难免忐忑。唐先生是出席会议的海外学者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可他完全没有摆出长者的架子，在会上发言诙谐有趣、话语精妙，让与会者忍不住发笑；在会下与人交流也极为随和，展现出大家的风范。从那之后，在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常常能瞧见唐先生的身影。1992年夏天，在北京举办了胡适学术座谈会，当年5月，在青岛举行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又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唐先生，常常从美国飞过来，亲自到会参加，给这些会议增添了特别多的光彩！1996年12月中旬，唐先生访问北京之时，在北大住了一个礼拜，我特意请他在北大做一场讲座，这说不定就是他老人家在北大做的仅有的一次讲座。闻听消息赶来的老师学生，居然把会议室挤压得满满当当，所有人眼巴巴地争着去目睹这位以口述为学问方式的史学成就卓越者的别样风采。唐先生离开京城之后，正好是新旧交替迎接新年的时候，他特意写了信件来致以祝贺： 哲生教授以及和他共度生活的夫人： 前一阵子在首都北京让你们两位辛苦地终日忙碌，心里实在是感觉过意不去，同时也深深地感激到了极点。⋯⋯ 最近在翻阅中文报纸的时候，看到上面登载说山东的那所大学已经把整套的《四库全书》录入进了电子计算机里面，倘若这样的话，台湾岛上的《廿四史》与之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兄长要是能够探寻出《四库》什么时候开始对外售卖，我也想要购置一套呀。麻烦帮忙去查一查看看。这绝对是一件让人惊叹不已的有关文化方面的重大事情。烦请代向贵系贵院诸位领导及老友诚挚致意、表达谢意，并且在方便之时向近史所诸位老友送上问候。上次吃饭之际实在太过仓促匆忙，根本寻觅不到空闲座位，没能与诸位老友畅快地畅谈交流诸多话题，内心里着实特别不安。匆匆呈上此信致以敬意与祝贺。恭祝春节愉悦欢快！德刚 九七，一，七 1999年5月之时，北京大学负责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投身于会议的筹备相关工作，理所当然也不会忘记诚挚邀请唐先生前来莅临。那次会议状况下，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全都汇聚在燕园，围绕五四运动展开深入研讨，这是一场具备高层次、高水平特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布置于大会最终一场进行发言的四位来自中国和外国的学者分别是王元化、唐先生、张岂之和林毓生，这些人皆是学林之中的高手，他们把会议朝着高潮去推进。称作唐先生的这个人所提交的论文课题是《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他的发言具备幽默诙谐以及铿锵有力的特点，赢得了参与会议者的热烈掌声。唐先生身体状况不佳的消息，我早就听说了。在2002年2月20日我路过纽约的时候，邀约W君一起前往唐先生的家中去探望。这可谓是我跟唐先生的最后一趟碰面，针对此番行程，我于日记里有着简单记述：下午一点多抵达唐家。瞅得出唐先生身体状况欠佳，去年十一月中旬他由于中风而住进医院，几乎丧失了记忆，直至如今依旧没办法吃东西，身体很是虚弱，行走得借助推轮才行。跟我两年前和他相见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日记里提及的两年前跟唐先生相见，说的是2000年10月我头一回赶赴纽约去参与“华族对美国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会后和唐先生会面的那件事。那时，唐先生已然八十高龄，却依旧能够自己开车。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参观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在纽约州，从纽约前往那儿，开小车得花两个半小时，我担忧他身体承受不了这么久的驾驶，可老人家兴致高昂，非说没问题，随后两人一同前往。那时我感觉唐先生开车有种兜风的意味，一路上健谈不断，毫无疲倦之意。下午从西点军校返回后又把我送回纽约，还陪我和李又宁教授一起吃了晚饭，之后才和夫人回家。他精力那般旺盛，让我极其敬佩。从那之后，我和唐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2002年圣诞节那个时候，唐先生才刚大病初愈，他和夫人吴昭文一起寄来了一封新年贺信，因为这封信很能够显现出唐氏的写作风格，所以就照原样抄录如下：欧阳哲生教授以及夫人，祝你们新年快乐！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弟弟我卧病了一整年，承蒙好友们不因为距离远就忘却，纷纷屈辱地发来函电慰问，甚至还亲自来到我的家中，并且赠送各种礼品，这种深厚的情谊，弟弟我全家都叩拜感恩不尽，内心既惶恐又害怕，实在是感到惭愧难当，时间过得像穿梭一样快，一年已经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份盛情，时时刻刻都萦绕在魂梦之中。上回生病之时，曾有过两次住院经历，稍微好转之后，又前往加州儿女所在之处，进行较为长期的休养，然而终究因为年纪大了，身体虚弱，只能带着病继续延长寿命，到现在仍然没办法开车，也不能长时间坐着。年龄超过八十岁了，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弟弟身体向来没有疾病，自己觉得还算强壮健康，起初没想到偶尔一次发病，竟然会狼狈到这种地步，实在是出乎个人意料，然而病后仔细思索，很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大概是平时太过自信，认为自己身强力壮，对于起居饮食，向来不谨慎，更没有头绪条理，一旦发病了，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当下自我庆幸，尚未离世，依旧能跟各位兄嫂通信传达新年问候，实在是当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然而也希望凭借个人生病所积累的经验，向各位兄嫂告知，我国原本就有的以及洋人新近倡导的养生方法，都有很值得学习之处。年纪大的老友都必定要重视健康，饮食和日常生活都应该格外留意，这才是长久保持福气禄运的办法。我的兄嫂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让弟弟我羡慕到了极点，极其盼望能够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再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百岁高寿的祝愿，就可以提前庆贺了，恭敬地祝愿全家都健康！圣诞快乐，新年顺遂！于2002年，唐德刚、吴昭文致以敬贺，P.S.，若在北京途中老友相逢，抑或于会场碰面，极盼代为问候起居。弟因疾病缠于身，便无能力去拜年了。兄至纽约，因病未能予以招待，愈发心怀愧疚，恳请饶恕，实感感激。2004年2月，我去往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与一学术研讨会之际，给唐先生打了一通电话送去问候，还另外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同年9月前往纽约参加“哥大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时，又一次跟唐先生通了一回电话。明明那次会议原本是邀请唐先生去参与的，可是呢，他因为病情严重到不方便出门，所以没能达成心愿。在电话里头，唐先生用带着嘶哑的安徽口音表明，由于生病没办法跟与会的朋友们碰面，心里深感歉意。我觉得老人家是一位心地仁厚的长者。真的是当人快要步入老年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带着哀伤啊！唐先生一生从事治史工作主要存在三项成就：其一，是中美关系史。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其二，关乎口述历史。在1957年年初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中的中国口述历史部得以成立，主持开展这项工作的人是韦慕庭教授，他叫Clarence Martin Wilbur，这个部门下属的工作人员有夏连荫，她就是莲英，英文名叫Julie How，除此之外还有唐先生存在其中。在我国的口述历史部，唐先生起初承担了《胡适口述自传》（完成于1957年）、《李宗仁回忆录》（创作时间为1958年9月至1965年6月）、《顾维钧回忆录》（1960—1962年期间他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等人物的口述自传的撰写之责。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重新出山，唐先生又曾再度开展这一工作，立志要创作一部《张学良口述自传》。经由刘绍唐先生从中撮合，唐先生于1990年的1月至5月这段时间里，在台北北投那张学良的寓所以及亚都饭店开展对张学良的采访工作，前后一共录制成了11盒录音带，可惜的是这一工作因为某些缘故而中途停止。到如今那些著作在海峡两岸都已经出版发行，并且还多次进行重印，在史学圈子内部以及广大读者群体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水一般涌来，被看作是口述史学的典范之作。唐德刚因此获得享有“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开创人”、“口述历史大师”这样的盛名。除了自身亲自去实践之外，唐先生在海外还创设了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引领带动更多的年轻学者投身到这项工作当中。那个被称作唐先生的人，之所以对这项工作满含热衷之情，原因在于他秉持着其为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这样的信念。1972年的时候，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职位转至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担任教授，自此其工作的重心便转而朝向历史教学以及研究这一方面。按照他自己所讲述的情况，他在纽大讲授过诸如“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几门课程，简直可以说是对于上至五千年下至现在、横至三千里纵至各处的内容，均无所不讲、各处都通的，把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融合在一处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了、句号。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了，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撰写工作，已经完成了《晚清七十年》（五册）以及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这些都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民国史部分因为生病没能完成，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写了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还有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唐先生在演讲方面颇为擅长，他说起话来带着极为浓厚的安徽老家那边的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着心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那种拘束感。唐先生是那种性情中人，结交朋友同样是这般情形。跟他相交，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老顽童，他有着极强的亲和力，丝毫没有老气横秋的那种做作，怪不得很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着不少各界的朋友。1992年夏天的时候他来到北京开会，“失踪”了两天，吴健雄特意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这事在朋友中被传为笑谈。唐先生身处异国他乡，却怀揣着一颗从未泯灭的中国心。他自己讲述道，他表示自己不够聪慧敏捷，学问上没有专门的专长。再加上流落于别的国家数十年，靠打工来维持生计，过得坎坷艰难，真是详细情况一言难尽哟。然而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才幸运地免得那场灾难。对于祖国终究始终没有忘记这份情感，总是对于所看见的兴盛与衰亡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领会。愚蠢之人即便思考一千次，也总会有一点收获可取之处。因为对于几十年的学习积累，以及费尽心思、用心尽力的思索考量，也不敢过于过分地看轻自己。先从早年就积极投身于中国口述历史工作，目的是为中国现代史抢救那“活的历史”，再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凭借大手笔去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朝着现代的转型，又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开展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这些活动，一直到他临终之前把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以此来表达对故乡的那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之中的中国情怀。唐先生为人处世，就好像和他的名字一样，品德刚烈且又平和；写文章说话，又如同他这个人一般，活泼而又让人感到亲切。唐氏幽默究竟是天性所养成的，还是经过后天修炼而成的，又或者是受到那位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影响以及私传所致，这是一个值得文史专家去进行探讨的问题。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具备深厚中国古典文学底蕴，且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这般经验，在海内外史家中恐怕已然不可再次获得了。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由此可见他心怀是何等的宽广！一生能够结识像这样的一位老友，终归是吾辈的缘分、是一种幸运！2009年11月3日深夜，在北京海淀蓝旗营，欧阳哲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著有《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等。唐先生是胡适晚年流寓美国时的弟子，而柳存仁抗战前就是胡的学生，季羡林在20世纪40年代也与胡关系密切，像他们那样亲炙过胡适风采的人，已越来越稀如星凤。如今，他们竟然一时相继陨谢，这使得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胡适已然走向了历史的远处。曾有话语提及唐先生所说的“胡适时代”卷土重来，没错，思想层面的“胡适时代”依旧不断延续，然而时光维度里的“胡适时代”终究是逐渐迈向远方了。胡适之，仅剩下那一个渐渐离去的背影，并且至今，那个为我们留下最为神采奕奕的胡适画像的人，也已然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