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的春天，北宋都城汴京沦陷了，金军的铁骑践踏粉碎了赵宋王朝最后的尊严，宋徽宗、钦宗两位皇帝，跟后妃、皇子以及宗室数千人被掳掠着向北而去，百官、宫女、匠人、伎乐成群结队地被驱赶出城，这在历史上称作“靖康之耻”。
那个汴京城里面，呈现出一片全然死寂的状态。金军的统帅完颜宗望以及完颜宗翰，落下了十余万人的军队，将那座往昔繁华到了极点的帝都给控制住了，然而却并没有计划要长久地在那里驻扎。他们是殷切地需要有一个傀儡，一个能够维持中原地区秩序并且方便他们南下大肆搜刮的所谓“皇帝”。而这个人是不适合为赵氏宗室之人的，因为金人所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把赵宋皇室的尊严以及统治秩序彻彻底底地给毁掉。
可是这个人得是北宋时期原来的臣子，具备一定的大家所敬仰的威望，能够使得那已经支离破碎的官僚体系持续运行。最终，这个人选降临在了太宰张邦昌的头上。
张邦昌，当时年龄为四十七岁，字是子能，是永静军东光那个地方的人。他从政和年间考中科举，一路升迁直至少宰、尚书左丞，属于北宋末年主和派里能够代表的人物。当第一次金军南下之际，他曾经极力主张进行议和，被当作是“和议有功的臣子”。在金人看来，这样的身份背景当然是合适来选择的人：资历深厚，立场软弱，容易被掌控。
可要知道，这里面存在着一段插曲，那就是金人实际上并非对北宋朝廷的情形特别了解熟悉，他们竟然把选举“皇帝”的程序以及有关这个的候选条件与资格，全都委托给仍旧处于汴梁城中的大臣们。而这些臣子们在开始的时候每个都是不情愿的，纷纷抗议金人的这般行径，终究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去干这种僭越本分、忤逆规矩的事情，是不是呀！
不过呢，金人的耐心存有一定限度，谈判这条路走不通以后，就亮出了明晃晃的屠刀，要求还身处汴梁的大臣们一定要给出自身的人选，不然的话就要展开屠城行动。需要清楚的是，守城的宋军已然一败涂地，两位皇帝被金人擒获，众位臣子就如同等待宰杀的羔羊一般，哪里承受得住金人屠刀所带来的威胁呢，只能放下身段以及尊严，去乞求一条活命的道路。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是好，不在汴梁那个城市内里，并且还和金人有过交往接触的张邦昌，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恰当适度的人选，众人想法一致，一拍即合，反正当时他并不在现场，那就如此无可奈何地仓促推选他上任吧。
瞧见了吗？群臣们的反应以及做出的选择，全然证实了，勇气于人类来讲是稀少且稀罕的特质，特别是在直面屠刀以及生死抉择之际，把重担和风险，统统推卸给了一位未在场的同僚。
时，金军于众位朝臣提议下，决定立张邦昌为帝，然其断然拒绝。因他深知，若贸然称帝，便会背负“篡逆”骂名。于是称病不起，卧床且不食，甚至准备自尽，欲以死明志。可金人毫不留情，使者一次次上门威胁，言若不从，便屠城。汴京百万生灵性命，皆压于他一人肩上。
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城内那些留守的北宋旧臣们，居然纷纷去附和金人的意旨。王时雍、徐秉哲、吕好问等人，有的人是出于惧怕金人，有的人是出于想要保全自己，有的人是出于对时局产生的无奈判断，他们集体去上表推选张邦昌“权主社稷”。
这些往昔一同为官的人，当中有的曾经和他在同一朝代作为臣子，有的甚至于和他私下里交往深厚，然而现在却联合起来逼迫他登上那个像热得烫手的位置一样的皇位。他们讲：要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局面，汴京必定会陷入混乱，金人一定会进行屠城，百姓肯定会遭受灾祸；张少宰品德高尚并且声望很高，只有您能够暂时代理皇位，维持当下的局势，等候赵氏家族实现复兴。
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现今却要去背负天下苍生，反正已到生死存亡的时刻，道德绑架一个背锅的人替代自己，又怎么会不可以呢？
那个张邦昌，难道会不清楚这种推举背后所蕴含的那份苦心吗，这些人，并非是真心实意地想要他去做皇帝呀，他们仅仅是想着去找寻一个可以当作挡箭牌的东西，是一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安抚金人的、能保护汴京的那种替罪羊罢了，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推到他的身上，却偏偏把那件“忠义”的外衣给自己留着，张邦昌在那重重的压力笼罩之下，最终还是崩溃了，他哭着对准来的使者说道：“我怎么敢承受这样的事儿呢！”。
可是金人已然失去耐心，限定日期要求即位，不然大军就要进城大肆掳掠。终于，于金人的册封典礼上，张邦昌身着素色衣服，朝着北面叩拜接受册宝，创建了“大楚”政权，年号依旧采用“靖康”，都城表面上定在金陵，实际上仍旧留在汴京。
靖康二年三月初七，特定的这一日，他登上了皇位，国号被定为楚，他的眼中充斥着多番复杂情绪，有无可奈何之感，有窝囊的意味，有惶恐不安之情，还有憋屈之态，而那些将推举作为手段使他上位的朝臣们，朝着这位充当替罪羊角色的他，送去了带着虚情假意成分的朝拜。
张邦昌登基之后的每一天，都处在极度的惶恐跟自责当中，他非常明白自己这个皇帝名不正、而且言不顺，要是稍微有僭越行为，就会落下话柄，从而遗臭万年，所以，他十分小心地约束自身，到处都显示出“我并非是真皇帝”的姿态，百官上朝之际，他拒绝接受跪拜，只准许众人站立，他自己则面向东侧站立，不坐龙椅，以此来表明自己仅仅是“摄政”，并非正统天子。颁布的诏令不通过正式的诏书形式发出，而是采用“手书”或者“札付”的方式；所使用的印玺并非常规的“皇帝之宝”，却选用一枚标注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至诚与天意合而君民心一”、有着冗长表述并且充满强烈自我辩解意味的长印。
他最为担忧的，乃是赵宋的宗庙以及陵寝。金人有着想要毁坏赵氏陵寝从而断绝汉人念想的意图，张邦昌再三跪地哀求，最终促使金人应允保留。他还提出请求，让金人不要再持续在汴京搜刮金银，不要再拆除毁坏城防工事，不要再驱赶掠夺百姓。
看在金人觉得他“听话”的份上，大多答应了，这些举措，确实在金军北撤之后维持了汴京的基本秩序，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也避免了更大的动乱，城内百姓虽然知道他是傀儡，却也因为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些许的喘息。
金军向北撤退之后，汴京实实在在地成了张邦昌独自的舞台，他既没有沉迷于权力之中，也没有借此机会去扩张势力，他所做的的最为首要的事例，就是派遣人员去往各个地方寻觅在外躲避灾难的康王赵构，以此来表达希望禅让帝位的这般心意，他呈上表章称作”奉迎圣驾“，公然宣称自己仅仅是暂时掌管总的局面，等待赵氏正统的归来。
他甚至于把权力交付给孟太后（元祐皇后），恳请她垂帘听持朝政，自身退到一旁。孟太后一开始的时候也坚决不接受，可是最终在群臣的劝说来下答应，以“摄政”的身份去处理政务。张邦昌则整日整夜焦虑不安，生怕赵构误解自己怀有叛乱之心。
1127年五月，建炎元年时，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从而建立南宋。张邦昌听到消息后，马上献上皇帝玺绶以表称臣，而后正式退位。伪楚政权从三月初七开始，到五月十三结束，仅是短短三十三天，便已经悄无声息地画上句号。张邦昌自认为，终于摆脱了这沉重枷锁。他甚至觉得，赵构会明白其苦衷，会因念他保全汴京以及主动禅位的功劳，而给其一条活路。
然而，他低估了新政权对“正统”的敏感。
同年10月的时候，宋高宗发出诏书，将张邦昌封为“同安郡王”，还赐府第于潭州，表面看起来是给予优待，实际上乃是进行软禁。主战派的官员李纲、陈东等人呈递奏章，严厉斥责张邦昌 “受命于金贼，僭号称帝”，请求予以严惩来端正纲纪。对于主战派而言，那是不必多说的，他们需要一个用来祭旗立威的人选，可谁会是比张邦昌这个“乱臣贼子”更为合适的选择呢？
赵构明白张邦昌是出于无奈，然而却难以抵御如波涛般汹涌向前的舆论。而且，要是不惩处那犯了篡位叛逆之错的臣子，自己所坐拥的江山，怎么能够稳稳当当呢？在做出决定以前，赵构有象征意义地询问了一下当时推举张邦昌称帝的众多臣子的想法。
此时此刻，没谁替张邦昌说话，他们心里都明白，一旦对张邦昌有同情之意，自身极有可能引发皇上的怀疑，这跟引火烧身没什么两样，既然陛下已经说了这话，那就咬定张邦昌是乱臣贼子，没得跑，反正所有祸端与罪责，都由他一人承担。如同汴梁城被攻破那天，在金人的屠刀之下，众人极力推举张邦昌称帝那般。
最终，宋高宗下旨：赐张邦昌自尽。
建炎元年，十月初七这一日，张邦昌于潭州之处收到圣旨。他未曾进行过多的辩解，仅仅只是朝着左右之人发出叹息道，“我死了之后呀，希望能够好好善待我的家人。”随后便自己上吊缢死了，当时年龄为四十七岁。他的家人遭到流放，家中财产被抄没，史书之中把他列入到了《叛臣传》。
张邦昌这辈子，原本是极为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经历，出身贫寒之家，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仕途，坚决倡导通过和谈来换取一时的安稳。谁都未曾预料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命运把他强行推到了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位置之上。他可不是那种对皇位有着贪恋之心的人，恰恰相反，他对那个位置满怀深深的恐惧以及强烈的抗拒之情。他先是拒绝，而后哭泣，接着绝食，甚至想要自我终结生命，然而，在金人的利刃威胁以及同僚们的“极力推举”之下，他终究还是不得不戴上那顶象征着皇帝的冠冕。他在位的这三十三天里，始终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逾越规矩的行为，不去伤害赵家宋朝的任何一草一木，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汴京的百姓争取到一丝喘息的机会。退位之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把政权归还给了赵氏，自认为这样做能够换来理解以及宽恕，没想到最终却还是因为“叛逆”这个罪名而丢掉了性命。
即便曾经是同僚，就算曾经是知己，在那最为危难之际，把他推到了极其危险之地，令他承受了所有。他的无奈如此，他的善举这般，甚至他所谓的“忠诚”，却无人能看见，好似急切地要让此人身首分离，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方能使后世忘却那般，此乃一群既怯懦又矛盾之人所做出的决定。
真的不要高估人的勇气，这种情形之下，懦弱与拧巴，才是常态。
